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

「“无民族性无世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具有深厚的文明基础。在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们党在探寻真理、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中华文化显现出强烈的责任担当。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毛泽东指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瞿秋白强调，“无民族性无世界”。

同时，他们也承认文明具有时代性差异。在批判传统文化落后一面的同时，主张吸收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中华文明。李大钊指出：“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

进一步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文化基础。

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朱执信用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解说共产主义理想；李大钊用“民彝”概括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导向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

毛泽东通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王夫之的“行先知后”，一步步走向唯物主义；周恩来基于老子的道法自然观平衡进化论，为自己走向唯物史观创造了条件；蔡和森从墨子的组织和实践中体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这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

「更具有主体创造精神」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还面临一个文化的融合和创新问题。主张中西文化的融合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基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吸收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文化成果和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说是欧洲文化和精神的时代精华。

列宁主义的诞生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把俄国十月革命看作“第三新文明”的崛起，毛泽东则将其比喻为“一枝新文化的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

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及其实践，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是极坏的作风。在这里，他批评了不懂中国历史、忘记了自己的祖宗、“言必称希腊”的态度。

1938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既注重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又以富有中国特色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新民主主义”等新概念进行理论阐述，使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形式、中国气派。“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新时代新征程上，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构建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型文化体系，打破传统上中国文化主要靠精英推动的模式，使人民大众成为文化的主人；需要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进而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为世界文明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这有力地揭示出中华民族精神的根本动力和源泉，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出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刺激—反应”历史阶段，更具有主体创造精神，更具有全球视野与世界胸怀。

（作者：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静，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丁晓强）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夏斌

本文作者：赵静 丁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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